亚洲的经济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在亚洲贸易增长出现急刹车的同时，亚洲在贸易、生产和金融等方面的一体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年来，亚洲区域内贸易依存度呈现出上下波动的特征，但2014年开始变为了负增长，2015年则降至最低点，其中亚洲区域内中间品的贸易出现9.8%的大幅下降（图1）.

3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亚洲一体化进程2017年度报告》（下称《报告》）发布，这也是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的第一个学术发布会。这次年会会期为23日~26日，主题是“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

亚洲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出现大幅下降

中间品是指用于生产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产品，通常是用来衡量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指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林桂军介绍，亚洲主要经济体如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都在降低其贸易对亚洲的依存度。随着中间品贸易的萎缩，亚洲经济体在生产上的一体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倒退。

2014年，亚洲贸易处在缓慢增长中，年增长率为2.5%，到了2015年，亚洲的贸易跌入负增长。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洲贸易首次出现负增长。其中变化最明显的是进口贸易的下跌，2015年亚洲的进口下降8.5%，超过出口7.1%的负增长。

东亚经济体问题暴露得尤为突出，2015年，东亚经济体出口下降4%，但是进口却下降了12%。

《报告》称，东亚贸易的萎缩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进口的减少所致。东亚贸易中，约60%是中间品。2015年东亚进口下降最剧烈的正是中间品的进口。东亚主要经济体包括日本、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中间品进口的平均下降幅度超过20%，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日本，达到30%，韩国中间品进口下降了20.3%，中国下降了19.5%。

亚洲一体化面临挑战

随着贸易量下降，亚洲一体化也面临挑战。

2015年，亚洲经济体作为整体，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对自身的贸易依存度：从2014年的55.65%跌至2015年的51.48%（图2）.

《报告》认为，可能原因是亚洲一体化受到了外部侵扰（比如TPP谈判等），阻碍了亚洲经济体间的联系。

亚洲在金融一体化方面也遭受挫折，首先是亚洲地区的决策者们在推动金融一体化上缺少清晰的方向和持续的投入。尽管亚洲经济体拥有世界最高的储蓄率，1997年至2016年亚洲经济体的平均国内储蓄率为31%，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资金来自亚洲以外的地区。

《报告》认为，美元升值、中国A股市场的动荡、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动荡等突发因素，明显降低了亚洲经济体股市的相关性及金融的一体化进程。在宏观经济层面，不仅各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弱化，在外界冲击的影响下，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和物价变化的相关性都在降低。

尽管亚洲经济一体化出现倒退，但是人员交流仍然处在快速发展的轨道上。与亚洲服务业出现萎缩的情况相比，旅游业特别是旅游进口呈现迅猛的增长势头，2015年，亚洲旅游进口增长33.9%，远远超过全球4%的增长率。“亚洲旅客亚洲游”的现象变得更加突出。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认为，中间品进口的下降可能部分是由于东亚经济体以本国投入替代外国投入的能力增强。虽然这种变化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仍需谨慎，以防本地区陷入“自给自足”陷阱。

林桂军认为，亚洲的未来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要走出当前的低谷，亚洲成员需要进一步提升共同体的意识，摈弃以邻为壑的思维方式。过去几年来，亚洲经济体将大量资源浪费在内部纷争和地缘政治的博弈上，将经济发展这个主题放在了一边。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3.2%

最近几年，尽管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大幅下滑，但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2016年，11个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为4.4%，较2015年下降0.1个百分点，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持续增加。

这是3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7年度报告》中显示的。

2010年，博鳌论坛发布首期《新兴经济体2009年度报告》，并首次将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定义为“E11”（新兴11国）。至今，这一报告已经连续8年对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就业与收入、物价与货币政策、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大宗商品、债务和金融市场方面的新进展进行评论和展望。

2016年，E11的增长率虽然只为4.4%，但仍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1%。欧盟和七国集团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9%和1.4%，远低于E11的经济增长率。

在新兴经济体内部，俄罗斯、巴西等经济体经济增速触底反弹，E11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速分化有所收窄。2016年，E11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增速最高，为6.7%；巴西的增速最低，为-3.5%。两者相差10.2个百分点，比上年度的速差减少1.2个百分点。

占E11国家GDP总量约50.7%（按照2015年的现价GDP计算）的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仍居首位。

这一报告指出，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缓慢回升以及经济政策调整与改革的成效逐步释放，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势头得到遏制，总体呈现缓中趋稳的发展态势。

周文重指出：当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虽然出现向好势头，但仍将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例如，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引发社会不稳定、债务水平攀升、外汇市场大幅波动、保护主义不断升级、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各种地缘政治风险等问题均不容忽视。

比如债务方面，相较于G7（西方七国集团）国家，E11的公共债务水平较低，但存在不同程度的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做简单平均计算，2013~2016年E11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37.1%逐步升至43.8%，财政赤字水平从1.85%变为4.97%。

巴西和印度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较高，分别为78.3%和68.5%；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相对较低，分别为17.1%和14.1%。

但是，沙特阿拉伯的公共债务上升最为迅猛，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13年的2.2%猛增至2016年的14.1%，年均增速高达87%。

从偿债率指标来看，E11各国的偿债率差异明显。2015年，巴西、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和俄罗斯的偿债率较高，分别为38.1%、32.1%、24.1%和23.3%，均突破了国际公认的20%的警戒线。

此外，201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私人部门债务水平也出现连续攀升，截至2015年已超过60%。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认为，主要原因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经济体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泛滥，资金借贷成本降低，E11等新兴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借贷额不断增加。

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的私人部门债务水平较高，企业去杠杆压力较大，债务违约风险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