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9日，我从广州返回北京，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厅地上坐满了人，焦急、无助的空气中飘着方便面的味道。那是去长沙等地的航班，因为目的地大雪而无法起飞。机场像火车站一样拥挤，而听说那时，广州火车站已经滞留几十万人无法回家。

随後我去了印度。在圣城瓦拉纳西，卖衣服的店主听说我来自中国，瞪大眼睛说：China is cold！Snowing！我有点惊讶，又沉默了。这个陌生的印度人都知道中国在下雪，并为之震惊，而我所有的记忆却只是拥挤的白云机场。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2008年，这几年来许多中国人期盼的一个终点，人们寄托了太多期望的一年，以一场大雪开始了，之後是拉萨事件，火炬事件，火车相撞。然後，就是5月12日下午，正在开会的编辑部，被突然来临的集体晕眩吓到了，跑到大街上，纷纷议论到底是怎麽回事，正在过马路的一个女孩惊慌地听着我们的谈话，忍不住问：那怎麽办？到底怎麽办？我们还要去上班吗？

我们还要去上班吗？这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四川汶川县发生了最残酷的晃动，地下断层在长约120公里、宽约40公里的范围内剧烈运动，大半个中国都被摇撼。仅仅晕眩而担忧要不要上班的人们更不知道，许多人在那时被埋入了生命的深渊。

前些天，我读到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多鹤是日本占领东北时期从日本本土随母亲迁移到“满洲”垦荒的女孩子，小说开始的时候，战争已经快要结束，日据村落的村长把全村人聚集在一起，强迫女人和小孩自杀，以免落到中国人和苏联人手里。多鹤无意间目睹了这样的场景，她一路跑回自己的村子，想告诉母亲和其它村民，逃离这种残酷的自我判决。全村人——事实上都是老人、女人和孩子——打点行李，集体逃亡。路上遭遇寒冷，枪战，饥饿，人们纷纷死去，母亲开始默默地杀死年幼的孩子。一场末日图景。

许多人批评严歌苓受好莱坞电影影响太大，以情节、行动取胜，的确，这个开头像许多好莱坞电影，看得我惊心动魄。随後是新中国的建立，饥荒年代，“文革”，一路应接不暇，让我喘不过气来。现实充满了高度的戏剧性，生生死死，埋藏了无数文学的题材。这是大时代，而大时代是由许多人的死亡垫出来的。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为自己所处时代的平庸感叹，可是我想，和过去的几十年相比，我们起码活在没有大灾难的年代，平庸，也相对平安。

直到看到这次地震的一张照片：掀开木头，石块，孩子们挤在一起，他们的身体柔软，无助，他们还来不及长大就已死去。已经到达四川的同事说，太惨了，到处都是尸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刻的我真希望自己能有一个信仰，能放弃理性、思考，为死去和仍在难中的人们祈祷。

可是感叹是无力的，死亡如此真实，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灾难，一百多年来绵延至今，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仍然身处大时代之中，却幸免一死。我敬佩那些迅速到达现场的同事和同行，他们带来的消息会连接遥远的人群，而这对他们的人生也是决定性的时刻，他们的新闻冲动使他们面临残酷的荒原，——我们活下来的人们，得有更敏锐的行动，更坚强的内心。（完）

作者郭玉洁，媒体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