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滴滴蒙眼狂奔的时候，社会组织是严重缺位的。

腾讯财经《灼见》特约作者，赵国栋（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秘书长，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两起女孩遇害事件之后，滴滴启动了一项整改动作，深夜期间暂停服务。结果交通秩序一时陷入混乱，黑车、加价、强行拼车等事件沉渣泛起。是滴滴病了，还是出行市场病了？深究其因，是出行领域的的社会治理机制缺失和数字治理机制双重缺失导致的深层矛盾。

在社会关系理论中，任何处在中心位置的节点，都有能力影响需要借助节点联接的两方。出租车司机和乘客，需要借助滴滴，才能相互对接，达成服务和交易。滴滴有能力让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顺畅，当然也有能力让双方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换句话说，“善恶”只在滴滴的一念之间。为善，可以让人们的出行更加美好，为恶，则可以屏蔽任意乘客，任意司机，或者说任意压榨任何孤立的个体，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举个简单的例子，滴滴为了“逼迫”乘客选择更贵的专车，完全可以屏蔽乘客四周空驶穿行的出租车。

这种“善恶”的选择，并不取决于年轻的创始人。这是盈利资本的属性决定的。只是盈利的资本属性，偏偏撞到了出行的社会服务责任上。在盈利和社会责任之间如何平衡，这才是最具考验智慧的地方。

凡是平台性质的公司，往小里说，提供了行业公共品服务，往大里说，提供社会所需某些公共品服务。因此，平台型公司，或多或少都面临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社会责任的大小，是与平台服务的规模成正比的。滴滴已经是人类公司历史上成长最为迅速的公司之一了，也许滴滴太专注奔跑了，而忘却了奔跑的本来意义。

但是，社会责任，只是由企业独立承担么？任何企业都无法独立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无论社会责任大小与否都是如此。承担社会责任的角色至少有三个：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三个角色相互依托，相互协作，才能承担相对完整的社会责任。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三方协同，就是社会治理的机制。

滴滴蒙眼狂奔的时候，社会组织是严重缺位的。

我们看到，在出行领域，至少在滴滴蒙眼狂奔的时候，社会组织是严重缺位的。没有组织去保护分散的孤立的司机的利益，没有组织去保护同样的分散的孤立的乘客的利益。当缺少这个缓冲器的时候，一切突破法律底线的行为，只好由政府去兜底。政府同样左右为难，做的太多，资本就会跳出来，以自由市场的名义，抨击政府的手闲不住。做的太少，又有人跳出来讲，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到底在做什么事？

尤其是滴滴规模已经达到绝对垄断时候，面对沉重的社会责任，政府和滴滴，都陷入了两难境地。这是社会组织的治理角色缺位造成的尴尬局面。

与社会治理机制缺失同样严重的问题，是数字治理机制的缺失。

滴滴垄断的优势，主要来自于数据垄断。我把这种技术上可以实现开放，但是因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企业利益等故意不开放数据的现象，称之为数据割据。就像过去军阀拥兵自重，现在是“数阀”拥数自重。一个一个的“数阀”，造成国家存在的大量的数据孤岛，互不联通。当“数阀”们果真要拥数自重的时候，国家的数字主权，也就碎片化了。在整体上不知道有哪些数据，不知道这些数据之间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也就谈不上什么国家数字主权了。因此彰显国家数字主权，就必须打破“数阀”紧密的数字之门。

数字主权并非高高在上的，冷冰冰的概念。在滴滴事件中，我们注意到，如果警方有即时的、可信的机制，和滴滴数据保持实时联系的机制，我想，我们就多了保护生命的手段。

在数据割据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不能单方面的苛责企业。我们必须注意到，企业服务触角延伸到哪里，国家的数字主权就体现到哪里。企业服务和国家数字主权同样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必须保护企业合法利用数据的权利。如果我们硬要把“数阀”的帽子扣到滴滴头上，我想滴滴心里也是一堆怨气：我怎么开放，我开放给谁，侵犯了司机或者乘客的隐私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层面，行业层面上数据治理的机制同样是缺失的。

没有人一定要当“数阀”，也没有人一定就要逃避社会责任，但是，在整体上必须研究数字治理的机制，必须重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价值。我想，这应该是滴滴事件给予我们的最为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