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由湖南省工商联指导，湖南省金属材料商会主办，博长冷钢冠名，三一智慧钢铁城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中部)钢铁产业链发展论坛暨湖南省金属材料商会年会在长沙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赋能钢铁·生态共享”。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湖南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侯俊军，发表了题为《两会后的经济形势与政策》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第二次受邀参加这样一个会议，感受到这个活动越办越好。在开始之前，想简单表达一下致谢。为了把这一次的报告讲得更好，让我对钢铁市场有更深入的理解，商会高秘书长带着我到了三一智慧钢铁城邓总那里去学习、去体会。我个人感觉非常好，无论是从现场的环境，还是他的经营模式以及商业理想，我都非常敬佩。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到更多的钢铁生产贸易和研究机构去学习交流，共同推动钢铁市场的发展。我体会到商会邀请我来跟大家做这个交流，更多的是给大家提振信心。

　　现在相关的资料上，传递出这样一幅图，我们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和企业资产负债率呈剪刀差发展，负债率越来越高，企业家的信心在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我认为，一方面这幅图可能反映了客观情况;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被这样的图去影响，因为我们应该有更坚定的信心。

　　为什么?首先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的“二十大”会议以及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面，已经多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除了这样一个表态式的说法，我们更应该深入的去看一看我们的政策和措施。具体来看：

　　第一，目标已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定的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这个目标引起了经济学界很大的讨论，更多的原因在于5%这个速度的设定是低于我们的预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二十大”报告里面提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什么是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呢?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阶段，才能够说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事实上我们可以来进行定量分析。

　　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551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线大致是1.27万美元左右。以人均GDP 1.27万美元作为高收入国家的起点线，以美国的人均7.1万美元作为顶点线，将这个高收入区间五等分，初步实现现代化至少要进入倒数第二档，即人均GDP进入2.5万-3.7万美元之间，按2.5万美元这个下限算，就要求在未来13年保持大约年均5%的增长率。

　　今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低于预期，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它低于绝大多数省级地方的经济增长目标。根据各省份GDP占比加权计算，2023年各省份GDP目标增速均值为5.6%。其次，它低于大部分国际金融机构和海外投行的预期，如高盛预计达到6%，摩根斯坦利是5.7%，摩根大通是5.6%，花旗银行是5.7%，当然世界银行相对比较保守，预计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大概在4.3%左右。

　　无论哪个数据，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认为，我们今年的经济增长会更快一些。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么高的期望呢?一方面是实际情况给出了支持;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有一个期望，就是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才是解决信心的根本问题。

　　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中国GDP的增速分别是6.8%、6%、2.2%和8.1%，四年算数平均值是 5.2%。中国政府可能是根据这四年平均数为依据，把2022年GDP增速目标定为5%-5.5%之间。如果不是奥密克戎和清零政策，2022年经济增速应该至少能达到5%(完成目标下限)，如此，则2018-2022度5年GDP平均增速应该为5.6%。

　　2018-2022年中国5年平均实际增速为5.2%。剔除因基数低导致的8.1%增速，2018、2019、2020、2022年的平均增速为4.5%。假设2023年经济增速使中国GDP增速得以保持4.5%的平均增速，由于2022年增速仅为3%，基数很低，可以算出2023年GDP增速应该为6%。

　　6%其实是相当低的GDP增速。由于市场信心不足，提出6%的GDP增速目标还可以提振市场信心。对比一下，2020年GDP增速为2.2%，2021年只是疫情有所好转、封控比较宽松，GDP增速就上升到8.1%;从2022年的3%上升到2023年6%，已经留足了余量，并不是异乎寻常的目标。因此从GDP增长速度来看，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期盼空间，也可以给我们提升更大的信心。

　　第二，措施非常明确。

　　商会给我的任务是要解读有关政策，所以我根据“二十大”报告、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两会”相关的文件中涉及到的部分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一)政策协调配合。

　　首先政府工作报告和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跟大家提出来，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赤字率拟按3%安排;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对现行减税降费、退税缓税等措施，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同时也提出，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要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推动财力下沉，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这个赤字率是很多的朋友比较关心的，但是在经济学者那里似乎不太担心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从宏观的角度看，我们国家的负债比率并不高。中国政府债务余额合计超60.7万亿元(国债25.6万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14.4万亿元、专项债务20.7万亿元);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对GDP比为33%;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专项债=50.2%;如果把坊间所说的20万亿隐形债务加到一起55万亿，中国政府债务对GDP比为66.7%。考虑到中国的的高储蓄率和良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的财政状况显然好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也就是说这个赤字率，并不需要过多担心。

　　其次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包括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从社会融资规模及其结构看，在中国，企业在股票市场的融资占比是37%，当然这中间应扣除金融机构市值;然后债务市场上，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的比例为26%;通过银行贷款的比例是115%。而美国，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获得融资占比是162%;债券市场上的融资占比是38%;而美国的企业通过银行获得融资的比例只有7%。这个数据不能说非常严格，如果要发表的话，那肯定要更严格的数据分析。但是这个数据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就是我们企业的杠杆率为什么这么高?也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家负担为什么重呢?因为从银行借的钱要还，从股票市场或者债券市场上融资，它是投资，有更大的自主权。我们从美国这个成熟的经济体里面去看，企业从银行的融资比例要大幅度下降，下降到银行追着企业跑。

　　再次是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包括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中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基于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中国必须平衡产业体系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安全性包括完整性、自主可控性、适应性三个维度。而从效率的角度来讲，要尽可能深地参与区域与国际分工，参与区域和全球价值链。此外，占据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协调配合还包括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等等。在政策体系当中，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社会政策这五项政策，要相互合作形成合力。

　　(二)重点工作清晰。

　　第一，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积极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产品进口等等。

　　我们国内有一个著名的女经济学家江小涓教授去年年底的时候做了一个学术报告，提出一个观点，中国经济下行的确与疫情相关，但不全是疫情的问题。也就是说把疫情的因素去掉，这一两年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往下行的。为什么?考虑到提振消费的时候，那些受疫情影响的部分消费，在疫情过去后出现了增长。但有一部分是不受疫情影响而下行的，那部分采取的措施就要不能全归于疫情方面。

　　在平衡消费和投资之间，内需和外需之间，我们要做一个平衡。我们面临的选择是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内需驱动还是外需驱动?换言之，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放在刺激总需求的哪个构成部分的增长?例如，为了刺激外需，加大出口退税力度。但这样做合适吗?又如，为了刺激消费，增发消费券、直接给居民付钱、降低所得税。但这样做合适且有效吗?其实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有效降低中国国民的储蓄意愿和比例。中国老百姓有钱了以后，不是去消费，而是先存银行。如果要把中国老百姓的高储蓄率降低，我们的消费自动就会起来。但如何让老百姓的高储蓄意愿和比例降低呢?其实大家都有一个比较，放在银行里面第一安全，第二收益比较高。如果在银行之外，有一个又安全又有收益的地方，那钱就会从银行里面出来。我们的政策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想。

　　同时，我们要区分消费和投资对当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消费关系到人类福祉，是最终目标;消费和投资的矛盾关系是：现在多消费还是未来多消费?涉及公众的时间偏好问题，也涉及地缘政治问题;扩大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主要是在当期使经济能够在充分就业、充分利用生产能力。说某某年消费对GDP增长贡献了多少，并不错。但不要认为靠消费就能能提高经济增长潜力(除非同增加人力资本有关);投资不仅能刺激短期需求作用，而且能为未来增长打下更坚实基础，但是两者之间的平衡要掌握好;中国过去确实存在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的问题，把过高的投资率降下来是有必要的，但最近几年投资增速下降过快。

　　现在有一个说法叫消费是基础，投资是关键。要改善和创造方便居民消费的条件，同时在经济不景气期间要继续维持基础设施的较高增速，制造业投资要大力支持，特别是技术改造投资最近势头较好，政府、金融机构应以支持。

　　第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同时要加快推进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我还特别跟大家提醒一句，就是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勇于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

　　现代化=经济的持续增长。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东亚和拉美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最基本保障是：长期持续的资本深化(人均资本装备率的提高);持续改善的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的提升);不断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推动经济增长，我们要看资本积累、劳动力素质、技术进步这三个推动力。李强总理在湖南调研时强调，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坚定不移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同时我们注意到大家都很关注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问题，尤其在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把很多的制造企业召回去。后来我们发现，美国召回的制造业并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所谓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而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

　　第三扩大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中国对外发展战略的演进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体现在外国先进设备中);扩大对外贸易(比较利益);外汇短缺是实行新发展战略的最大约束，形成了“创汇经济”模式。第二阶段，以“三来一补”为代表的加工贸易促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模式。第三阶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模式”。

　　国际大循环模式成功克服了中国外汇短缺、缺乏现代化资本的发展瓶颈，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隐含着各种问题，外贸依存度过高，受外部冲击的概率很大，海外资产的收益率不高、安全性没有保证。现在我们国家提出的是“双循环模式”。

　　此外，今年的重点工作还提到了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等等，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对发展的担忧：第一是对新时代新阶段的不理解不适应不调整。不仅在居民个人，一些企业群体也不理解，天天嘴上说新时代新阶段，但思想上没换过来。新时代新阶段真有新的特征，我们必须适应这个新的特征，无论是从内容、方法、工具、手段都要进行调整。比方说我们要扩大进口，中国如果不扩大进口，是不可能成为强国的。但现在，无论是从地方政府还是很多的具体操作来看，对进口的关注度不够。第二，是科学技术差距很大，我们要承认。第三，是国际地缘政治的风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次俄乌战争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课，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的基础不完全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了，明摆着可以赚钱的生意，由于意识形态、立场的问题就是不做。第四，是国际金融动荡、需求下降。金融动荡可不可怕?不可怕，可怕的在于我们知道有动荡却没有措施，我们要赶紧想办法。

　　最后，我简单总结一下几个观点。第一，经济增长势头、信心有待进一步提升，财政、货币政策都应该进一步加大扩张力度，但一切都需要时间，特别是宏观经济指挥系统正在调整。第二，坚持执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就能够得到充分激发，2023年就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转折年。第三，经济起飞或者调整阶段，都是成就大事业、大企业的阶段。谢谢大家。

　　会上，参与主题演讲的嘉宾还有：湖南博长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省金属材料商会副会长姜俊清，湖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湖南建投集团南方建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方拯，三一智慧钢铁城总经理、省金属材料商会副会长邓波，湖南钢铁集团采购中心研究总监、高级分析师王淑姣。